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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与日本一脉相承,均是东方文明的代表,在对于审美的趋向上也是一致的。而两个国家产生这种审美的原因却又不尽相同,日本审美源于对自然和神的畏惧,而中华文化的审美则来自 对人文精神和世界本质的不断认识,从精卫填海传说到《诗经》中“天命糜常”,再至宋明理学的“格物穷志”,对神和自然的敬畏远远不及对精神层次“道”与“理”的追寻。
统治中国历史的士大夫阶层,不论是文人墨客还是商贾官吏,无不鼓吹人生的意义和精神,李白、王昌龄的诗歌,朱耷和徐渭的书画,范蠡和苏东坡的入仕抱负,均带有浓烈的直抒胸臆、非黑即白的人文色彩,中国传统历史也鼓励和提倡这种精神。
这种不惧鬼神、不论成败,只在乎人欲和天理的精神,催生一种超凡脱俗的审美。这种审美的核心是对独立人格的尊崇,是自由的象征,它的表现是怀素龙蛇狂舞的草书、朱耷愤世嫉俗的花鸟以及江南建筑那简洁脱俗的线条色彩。
与士大夫与草根阶层不同的是,中国存在一种政权的审美。这种政权审美受道家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影响,相信“正色”,要求今朝的属相要“克”前朝.,传统的政权审美中,崇尚高贵的黄色,即所谓的“帝王色”,但政权审美明显受民族属性的影响,比如满清入主中原后, 随之而来的不仅是对中原武力和政权的摧毁,对汉民族最显著的影响是把草原民族的审美和习俗改变,这种改变在建筑的样式、色彩、服装等等均有体现。
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,古代这些政权的色彩,带有鲜明的时代属性,并不能代表中华民族的色彩。以士大夫追求对人和自然的深刻认识为代表的审美,在传统政治的高压下顽强地生长着,绵延地传递民族文化,“中国唯一能立足于世界的,一定是中华之文化”林语堂如是说。
我们前面说禅的审美是“空”,空孕育万物,这种空灵的、虚无的状态让人彻悟,而创造这种空灵的环境是净化心灵的首要条件,于是禅师们有意识地在生活中简化周围的事物,比如尽量用原始甚至带有锈斑的粗陶瓷茶碗, 在寺院中用碎石营造“枯山水”等等,其中最著名的是日本龙安寺,那种刻意而为的环境真能让人“心有沧海 ,目无纤尘”。
总而言之,禅意美学的精髓是:追寻本质,展露天性。